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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家”的理解誤區仍存

來源:北京日報

時間:2019-11-04

  “家”是人類生存的基本方式,也是我們理解世界的一種基本方式。但是在現代社會,隨著拒絕婚姻的人越來越多,離婚率越來越高,單親家庭現象普遍增多,人們不免擔憂“家”正在走向衰落。在筆者看來,“家”的尷尬處境主要源于現代世界對“家”的理解存在若干誤區:

  誤區一:認為個體與“家”的價值觀勢不兩立

  中國文化傳統對于“家”的理解最為獨到,而自成一體。中國文化傳統中許多優秀的價值觀念,都是通過“家”這個載體來進行培育的,是在“家”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家”在中國文化傳統中不僅僅是一個基本的社會單位,更代表了一種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的“原型”。梁漱溟認為:“中國文化自家族生活衍來,而非衍自集團。親子關系為家族生活核心,一孝字正為其文化所尚之扼要點出。”中國文化傳統特別重視“家”的價值和意義,然而在近代個體主義的攻擊下,在個性解放的口號中,它似乎已再難堅守自身立場。個體的價值與家的價值顯得勢同水火。但是,正如我們看到的,在新文化運動沖擊下,“家”的傳統在衰落,“個體”卻并沒有相應地確立起來,近現代中國因而呈現出某種價值上的混亂。如果我們不采取“非此即彼”的零和態度,而是重新梳理“個體”與“家”的關系,那么,在確認現代社會“個體”價值的前提下,“家”的種種意涵在現代社會依然有重新發掘的余地。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我們重視和努力的方向。

  誤區二:混淆“親親”的生存論經驗與歷史上的機制化表現

  在中國,“親親”也即對于“親人”的愛,是一種最基本的愛的經驗,《中庸》在講到“修身之本”時,就回到了“親親為大”這個基本出發點。中國文化傳統,由“生生”這一本體論預設出發,落實在“親親”這一生存論經驗中,積淀為“孝悌”等最基本的德性,并在“家”這種社會組織中體現出來。其間的邏輯關系非常嚴密,這也是中國文化傳統歷幾千年而不倒的原因;摧毀這一層層落實下來的文化結構,中國文化的價值體系也就蕩然無存了。新文化運動健將們對于中國文化傳統的批判,從這個角度看常常是致命性的,如傅斯年就將“家”視為“萬惡之源”。當然,新文化運動這種極端立場也有其在歷史處境中不得已而為之的苦衷。“親親為大”的生存論經驗,在歷史上必然會以某種機制化的方式表達出來,歷經千年而形成沉重的“家族”文化,“個體”意識與自由因此受到極大抑制,現代社會所需要的創造力也受到極大壓制。而要想超越這種極端思維,我們就一定要把中國文化傳統中的生存論經驗與其在歷史上的機制化表達,做出一種清晰的區隔。這種生存論經驗是中國文化傳統的內核與基因,它是中國文化傳統“生生不息”的內在依據,有其自身的合理之處。當然,也不可否認,其在歷史上的各種機制化表達,尤其是傳統的家族制度,對于“個體”成長確實亦有非常嚴重的壓制,其所發展出來的“家天下”政治模式也已經完全不適合現代社會了。哲學工作在于厘清各自的邏輯,正本清源。邏輯上,在健全的現代“個體”得以確立的前提下,“親親”的生存論經驗在現代世界將依然會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在當代的機制化表達也有待進一步摸索,需要做出進一步的制度性安排,像目前所采取的諸如在傳統的清明節、中秋節放假等做法就是一種很好的開端。

  誤區三:混淆“家”結構的非對稱性與權力的主從關系

  歷史上發展起來的“家庭”與“家族”制度,之所以被詬病,關鍵是因為:作為儒家倫理思想重要體現的“三綱”,與現代世界普遍接受的“自由平等”嚴重背離。吳虞曾非常明確地指出,“家族制度”就是專制主義之根源。“三綱”是“家文化”在歷史上的一種機制化表達,是漢代以后的產物。這種機制化表達在歷史上會滲透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形成一種權力的主從關系,從而成為維系傳統社會的制度根源。然而,孔子最初揭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以及孟子進而提出的“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倫”,在理論上并不必然演變為一種權力上的“主從關系”,它更多地是在顯示家庭關系中的“非對稱性”結構。這種非對稱性結構表現了“家”中不同角色之間的“相互關系”,孔子的論述可以從“以其角色,盡其本分”的角度來加以理解。在這個意義上,“家”結構中的“非對稱性”關系,可以在現代人格平等的前提下,予以新的理解與闡釋。“家”的意義正在于在這種“非對稱性結構”中培養出各種角色的德性之愛,這同樣是可以有普遍意義的。

  誤區四:過分強調家庭的角色責任與個體自由之間的對立

  新文化運動對于“家”的嚴厲批判,集中于其對“個體自由”的嚴重束縛這一點上。在巴金的《家》中,覺新的個性被長房長孫這個角色嚴重地約束住了。這是傳統“家庭”壓抑“個體自由”的最鮮活畫面。巴金向往個性自由的文學寫作獲得了幾代人的共鳴。但是,在充分承認家庭成員人格平等的前提下,成員在“家”中各有其“角色”就會是一個完全可接受的概念。角色責任與個體自由之間的緊張并非不可調解。“家”的環境就是所有這種“角色”與“責任”的最初源起。在這里不存在任何主從關系,不存在任何不平等關系。在關系中的“角色責任”與在人格意義上的“個體自由”并不存在任何矛盾,兩者并行不悖。正如黑格爾所論證的,自由并不僅僅是一種“主觀任意”,它在現實中的實現,受限于“倫理生活”;在這個意義上,每個人的自由的實現,與其在社會層面各自的“角色”密切相關。

  誤區五:混淆“家”作為組織形態以及“家”作為一種精神性的文化

  當人們談論“家”的時候,主要是圍繞著“家”的內部結構展開,在這種情況下,“家”更多地是作為一種社會的組織形態而存在。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擊之下,傳統的“家”作為一種組織形態已經搖搖欲墜。事實上,“家”在中國文化傳統中,遠不止是一種社會組織現象,而是一種總體性觀念,是一種文化觀念,是一種精神觀念。在“家”的基礎上,中國文化傳統形成了一整套理解世界的方式,圍繞著“家”形成了一整套禮樂文化,這是中國人的精神性超越的文化。“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以報其親,不敢弗盡也。”以這種“慎終追遠”的方式,回到自己生命的源頭,安放自己在綿延無盡“世代”中的位置,努力過好人生,表達生命的感恩。“家”在現代世界的沒落,深深動搖了這種作為“世界觀”的“家”的觀念;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家”作為一種精神性的禮樂文化在現代世界亦不復有機會得到彰顯。“家”的復興不僅僅是一種倫理組織的復興,更是一種精神復興。

  如果我們能在承認現代社會基本原則的前提下,破除上述對于“家”的理解的重重誤區,重新思考“家”的普遍意義,那么,“家”觀念所內蘊著的中國文化傳統的特質,也就可以在現代世界重新確立起來。中國文化傳統對于個體的道德修為、家庭的德性觀念、家國的熾熱情懷、天下的共同體意識這些課題的獨到見解,可以在全球化的今天重新有所貢獻于世界。(作者為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

原文鏈接:http://bjrb.bjd.com.cn/html/2019-11/04/content_12426874.htm

(責任編輯:桑愛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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